“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新芽”。

　　这样的意境，本来属于隐士。夜来花香飘满屋，灯下品茶读诗书，是多么的清心如意。置身世外茶园，不晓人间情事，头枕明月沉睡去，梦中犹记紫砂壶。

　　然而茶叶一旦卖了，就不知要有多少勾心斗角，多少惊心动魄，多少尔虞我诈，多少悲欢离合。多少英雄气概，因茶而慷慨；多少浓情蜜意，因茶而消磨；多少家国仇恨，因茶而交错；多少美人如玉，因茶而隔绝……电视剧《新安家族》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副历史画卷。

　　徽商是中国传统商人中的杰出代表，而茶商是徽商的中坚力量。《新安家族》这部电视剧，全景展现徽州茶商发展、壮大、挫折、复兴、转型的过程，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的历史情景。儒家底蕴的商业传统、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宏大深远的历史场面，惊险传奇的叙事方式，山水田园的艺术画面，旋律悠扬的音乐伴奏……让这部剧成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剧。观罢此剧，余韵难平，如久饮劣酒之欣逢佳酿，如久闻嘈杂之偶得玉音，如久识腐儒之喜见太白，如久赏俗粉之惊拜仙姿。

　　《新安家族》以新安商会中汪、许两家的商业竞争为背景展开，以主人公程天送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上关家国社稷，下关儿女私情，把清末的官场、商场、情场、名利场刻画得淋漓尽致。有跌宕起伏的商战，有仁义为先的情怀，有不离不弃的相随，有卑鄙无耻的出卖……但故事中最精彩的还是属于民族资本如何抵抗外国资本剥削压榨的部分。

　　在清末丧权辱国的背景下，中国民族资本受到外国资本残酷的剥削和压制。剧中的英国商人桑普森说“中国人没有资格和我们平等贸易”，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以程天送为代表的中国商人，为了维护民族和自身的利益，为了取得和外资平等的商业贸易权利，团结起来与洋商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圣人在上，智周万物，知大利所在。我不自取，人必取之；我不自争，人必争之”。华商之所以在茶叶外贸市场苦受压迫，在于中国民族文化中缺少对外竞争的因素。五千年华夏，向来只知道眼睛向内，向来只习惯兄弟相争。这样的文化习惯，实在是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而西方从海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化，总是有着眼光向外的优势。当这两种文化碰撞之时，中国人的命运就悲剧了。

　　在新安商会内，有两大势力：汪家做国内市场，许家做外贸市场。许家受尽洋商欺压而惨淡经营，却仍然不许汪家进入外贸市场。这是什么样的民族精神？这是长于内斗而怯于外争的精神！汪家也同样如此，对洋商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至于轻信洋商承诺而血本无归。汪、许两家人血液里沉淀着相同的文化：精于内斗而疏于外御。慈禧说“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是这种中国文化劣性的集中表现。然而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文化习惯不只是统治者才有，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到处都是。

　　洋商则不同，他们结成西商工会，齐心协力来鱼肉中国的茶商和茶农。程天送做为一个商业奇才，出色的职业经理人，看到了这个不同和差距。因此，他抛弃私人恩怨，用自己充满仁义情怀的人格力量，把华商凝聚在一起，共同向洋商要求平等商权。作为一个商人，程天送看到的却不仅是商人的问题，他更看到了中国人所在多有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说，他不但有商业头脑，还有政治远见。

　　在武汉，华商对洋罢市逼迫得洋商败诉。在上海，华商对洋囤茶逼迫得洋商气急败坏。尤其是有着壮士断腕一样悲壮的黄浦江倾茶行动，彻底压垮了洋商的神经底线。程天送用破釜沉舟一样的铁血意志告诉洋商桑普森：“布衣之怒，浮尸二人，流血五步！”事实证明，只有敢于斗争的华商，才能获得西商的尊重。因为在醒悟团结的中国人面前，他们不得不尊重——或者尊重，或者灭亡，就这样。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敢于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发出“布衣之怒”，那我们的中国又怎会不生机勃勃、前途无限？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对英国议会下院演讲时说：“王国诸官职，无不关乎于贸易。尤以关心发现新市场、保护旧市场为要务。”这就是对外进取的精神，大英帝国有这种精神，于是它“日不落”，文化的成果。大清帝国缺这种精神，于是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彼之欢心”，文化的悲剧。在世界相通的时代，有没有对外进取的精神，是衡量一个民族有没有生命力的根本标准。

　　民族资本有双重性，他们动摇在民族和异族之间。民族资本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所以有反抗性。但这种反抗又是不彻底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妥协。许家少爷晴川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他为了打击汪家，竟然勾结买办无理降低汪家茶叶档次，逼汪家让利给洋商。但是当华商和洋商的茶叶大战打得血光四溅的时候，他竟然意外地帮了程天送一把。当他得知洋商大败的消息，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也被洋商欺压得太久了。

　　在华商和洋商之间，有一类人叫做买办，实际上就是经济汉奸。买办有真假之分，真的买办是精神上的买办，骨子里都是汉奸味道。比如英商桑普森的买办董小辫，比如日商渡边的买办余松年，他们是积极主动地参与洋商对中国的掠夺。还有一种假买办，他们有着买办的身份，却暗中帮助民族资本。邵二忠就是一个假买办，他更像是一个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而潜伏敌营的间谍，为华商的胜利做出莫大的贡献。这种红心黑皮的买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不得不说说余松年。这个人不是天生就坏。他第一次留洋归国的时候，也曾经有着实业报国的理想。然而他为了报私仇，为了灭亡程天送，他选择了做汉奸。其情实可悯也，其罪绝不宽之。什么是大义？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幸福而“虽万千人，吾往矣”。余松年为了自己的仇恨，去害天下苍生，是破坏大义的人，是义士诛杀的对象。

　　同样是留学归来，汪家三爷汪仁康却是条汉子。他和余松年一样，深受包办婚姻之害，同样遭受爱侣惨死的打击。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心理变态。他在和平时期兢兢业业创制化工厂强国利民，他在战争时期亲手炸沉化工设备壮烈殉国。日寇侵占化工厂的美梦落空了，中华民族宁为玉碎的精神升腾！华盛轮在黄浦江上爆炸，汪仁康在英雄谱上不朽。壮哉前辈，烈兮英雄，大美不言，大音希声！

　　非实业不得强国，非精神不成实业。我们的民族精神从哪里来？从我们光荣的历史来，从我们高雅的情操来，从我们忠义的血气来，从我们社会的公平中来。《新安家族》的故事很精彩，但它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很简单：“家不和，外人欺。兄弟不要阋于墙，要外御其侮。”